在写于1988年的《公元2000年已经到来》中，好出惊人之语的法国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1929－）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谈论起“历史”终结的方式。这悲观的论调却并非忧天杞人的呓语，也不是危言耸听的哗众之论，在鲍德里亚和他的追随者看来，这一切都是我们处身的这个现实的必然命运。如果说到当下时代不同于以往的本质特征，就必须考察越来越具有支配性的高科技的力量。冒着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的危险，他们力图证明：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的技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的话，那么现今信息化时代的高科技改变的则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认知的方式：对于现今的日常生活而言，最有影响力的不是大工业的生产流水线，而是诸如计算机、传播媒体以及形形色色高科技的信息处理和自动控制系统，他们主宰着创造他们的人类的命运，并且人类与这些“客体”的关系迟早会发生“倒转”。而这“倒转”发生之时，也就是“历史”终结之日。这种终结不是书面形式的历史叙述的终结，而意味着“历史”将彻底地退出我们的生活。随着对于世界支配能力的丧失，人类将如西比尔悬挂于凝固的“现在”的牢笼之中。在这个失去了时间向度的浩瀚空间里，一切不过是信息流中的符号，一切都是可以由机器进行复制的，而且总是“已经”被复制过的。没有什么是独特惟一的存在，过去可以是未来，而未来也可以正是过去，历史存在所依托的“线性”尺度已裂变成四处漂流的碎片。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没有栖身的过去，也无力创造自己的未来，一切都是已经被以二进制形式存贮的“程序”所决定的，人本身沦为一个计算过程中无关紧要的“参数”，而此刻人们还能说自己是 真实 地生存着么？
鲍德里亚或许有些过于冷漠地引用着卡内蒂“令人痛苦的想法”：“超过了某一确定的时刻，历史就不再是真实的了，不知不觉之间，全人类已将真实抛在身后。从那个时刻起，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再是真实的了……”鲍德里亚冷漠的原因在于在这个“数码复制”的时代里，人们甚至已经无法意识到生存的“非真实”：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已经被彻底“消蚀”了。他用“类象”（Simulacra）这个词来描述那些无需原物的复制品。既然人类用以判断“真实”的标准不过是易受蒙蔽的感官，那么通过复制产生的“模型”就可能比现实更加真实，而此时我们的感官所触及的就是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超真实展现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在这个范围内它消除了现实的东西和想像的东西之间的对立，非现实的东西不再留存于梦幻或超越之物中，它就在现实的幻觉中的相似物之中。”这一说法的意义不仅是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彻底颠覆，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游戏规则。正如日常生活所显示的：电影、广告、肥皂剧、时尚杂志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指南不仅不需要模仿现实，而且可以生产出现实：它们塑造着我们的审美趣味、饮食与衣着习惯乃至整个生活方式。因而鲍德里亚在著名的美国游记中说：迪斯尼乐园比现实中的美国社会更加真实，并且，美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
鲍德里亚描述的“没有未来的未来”是令人不寒而?的。虽然他的同代人可以对他的故弄玄虚不屑一顾。但是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在90年代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让更多人把目光投注于科技对于现实生活的威胁与塑造。而鲍德里亚也以预言家的身份一跃成为西方学术思想圈内的大红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巨头”。他的超先锋理论（hyper－a?vant－guard）也在复制之中不断增殖。然而他的历史终结论是否揭示了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呢？正当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时候，敏感的好莱坞却推出了电影《Matrix》，将鲍德里亚式的噩梦变成了屏幕上的 现实 。这本身也反讽式地印证了他的预言：高雅文化与学术理论和通俗文化的界限早已从内部被瓦解了。
鲍德里亚笔下主体与客体的“斗争”在这部影片中演化成一场真正的战争：21世纪初人工智能技术创造出了一种机械生命，他们为了争夺资源与人类展开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战。这场战争不仅使人类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并且彻底将这个星球变成了废墟，连太阳也失去了光芒。为了获取新的能源，他们开始把人类当成一种作物来“种植”，以此获取人类身上产生的电能。为了饲养人类，这些机器生命设计了一种名为Matrix的程序，也就是人类意志所生存的虚幻世界。而影片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虚幻世界的1997年。这个虚幻世界几乎就是鲍德里亚所谓“超真实”的具体化和极端化，人的一切感觉不过是电脑程序通过信息流刺激脑细胞的结果。这个“类象”世界和人们所设想的高技术乌托邦不同，里面同样充满了痛苦和苦闷，充满了堆积成山的垃圾、街头流浪汉和令人厌恶的汗味。比起同样探讨媒介化社会秩序与生存的“非真实感”。的电影《TheTrumanShow》里那个过分精制而完美，以致令人自发地产生不真实之感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确更为“真实”。这也是摆在主人公年轻的电脑黑客Neo面前的问题，他所生存的现实和妄图摧毁Matrix的黑客领袖Morpheus展示给他的“真正的世界”到底哪个更“真实”，而“真实”又如何定义？
任何一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会对片中那些展现人类如何被饲养在Matrix这个巨大监狱里的镜头留下深刻的印象，恶梦般的影像伴随一个问题：人类如何摆脱这一宿命般“历史终结”的未来？鲍德里亚的结论是让人失望的，在他看来Matrix的奴隶们的命运无疑会降临在我们身上，而且既然我们无法分辨虚幻和真实，对“超真实”的反抗也就必然是徒劳的。了解到这些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学者会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危险”的定语了。的确，鲍德里亚的预言是令人畏惧的。好莱坞的编剧们似乎比他更加仁慈，他们为现实中的人类留下了一个最后的“圣城”，而且创造一群神通广大的反抗者，主人公Neo最后就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一个“超人”式的拯救者，为把更多人从虚幻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努力。仔细思考一下，这似乎又不无合理之处：哪一种生活没有反抗者呢？人类天性似乎本身就包含反抗宿命的成分，虽然这些反抗有何价值仍是一个问题。
在《Matrix》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在虚幻世界中具有超能力的孩子想教会主人公用意念使钢勺弯曲。他告诉Neo：“你要相信这个勺子并不存在。”影片最后Neo终于用意志获得了胜利，当他不再相信那虚幻的“现实”的时候，他就摆脱了原本以为是无法克服的无处不在的地球引力的羁绊，自由地在蓝天之上飞翔。这似乎正暗示给我们一条出路。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找不到这样的出路，因为他过早地宣称要“忘记福柯”，而在我看来正是福柯为我们提供了战胜宿命的理论依据。他的晚期著作中指出支配性的权力机制往往会创造出自己的反抗者，正如《Matrix》里面的那群电脑黑客，他们颠覆性的力量同样来自高科技，更重要的是反抗者必须意识到权力机制其实恰恰是最脆弱的，就象影片中的电脑系统会出现难以修复的“系统错误”。只有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才会被它所控制，当你能够漠视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不堪一击。这再一次把选择的权力留给了人类自己，毕竟历史的终结还没有到来，我们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未来。鲍德里亚的悲观还可以刺痛我们，《Matrix》这样的电影还能激起我们的反思，还没有到在恐惧之中任宿命来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自己的“相信”让看似坚硬的现实慢慢弯曲。我所相信的正是福柯在重新思考启蒙问题之后所总结的那句话：“知识可以改变我们。”
